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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公眾號“蘇寧金融研究院”原創，作者為蘇寧金融研究院特約專欄作者高德勝。
“制造業回流美國”，是美國政客長期掛在嘴邊的一個口號。不止特朗普高舉這面大旗，遠在奧巴馬12年前競選時，打的口號也是“買美國制造，投奧巴馬”，在其執政時期還提出了“美國再工業化”計劃。
然而，制造業回流美國，終歸是一場夢。或者說，那根本就是緣木求魚；更或者說，那根本就是忽悠底層選民的一個口號而已。
因為，以金融資本和高科技為支柱的美國經濟生態，已經不是適宜制造業生存的土壤了。
美國早就不屑掙辛苦錢了
制造業是實體經濟之本。從古典經濟學來說，只有像制造業這樣的經濟活動，才創造真實價值。
美國還沒崛起為世界經濟霸主時，曾經踏踏實實地在工業和制造業上下過苦功夫。眾所周知，工業革命率先在英國發源，英國首先成為世界工廠。二十世紀初，美國接過電氣技術革命的第二波工業革命浪潮，各種工業發明領先世界。在世界忙于一戰時，美國躲在一邊“悶聲發大財”，迅速成為世界經濟強國，一戰后徹底取代英國、德國等老牌資本主義強國，穩穩占據世界經濟第一的寶座。
到二戰結束的時候，美國的GDP幾乎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一，而美國制造業產值，按聯合國1948年發布的《世界經濟報告》，全球制造業產值美國幾乎和“其他國家”兩分天下。
美國延續其在科技創新方面的領先地位，上世紀60年代以來繼續引領以計算機、互聯網為標志的信息革命浪潮，進一步鞏固了世界經濟霸主地位。
伴隨美國經濟在全球地位的崛起，從二戰后的“布雷頓森林體系”開始，美國一手打造了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的霸主地位，美元成為世界貨幣，從此，全球經濟、貿易、投資建立在美元體系之上。
與此同時，以全球投資為特征的全球化潮流席卷世界。美國金融資本與工業資本攜手走向世界，美國的制造業開始向勞動力成本更低的其它國家轉移，并尋求更大的市場。美國的工業資本在世界獲取了超額壟斷利潤，這進一步加劇了制造業的外流，也由此形成了美國工業的“空心化”。如今，美國制造業產值在GDP中占比僅在11%上下。
伴隨制造業的外流，傳統的美國工業地區如今成為了“鐵銹帶”。一個典型的例子是，隨著三大汽車巨頭的相繼遷離，美國曾經引以為傲的“世界汽車之都”底特律一度陷于破產境地。美國民眾看到的是，外國進口的商品占滿幾乎所有市場的貨架，擠掉了他們曾經生產的貨品。
有人會說，美國依然是世界制造業強國，并拿出美國在世界500強中制造業巨頭數量和影響力作為證明。但如果你看美國這些制造業巨頭的生產基地，其實是遍及世界各地。它們與其說是美國的制造業，毋寧說是掛著美國標簽的世界化工廠。
美國早已不靠傳統制造業賺辛苦錢了，而是通過高科技和金融在全球的壟斷地位賺取“聰明錢”。
美國是全球創新中心，特別是在原發型創新方面領先世界。自由的研究氛圍，深厚的科研基礎，使美國成為全球頂尖科技人才的集中地。這使得美國一直引領現代科技的潮流，美國的芯片技術、航天技術至今獨步天下。美國憑借科技原發優勢，占據世界科技創新的制高點，通過技術壟斷，獲取全球價值鏈最頂端的研發、設計收益，并鎖定超額的利潤。
而隨著美元長期主導全球貨幣體系，美元的世界貨幣地位更使美國擁有了無敵的“囂張特權”。“儲備貨幣賦予一個國家不可思議的力量。憑借美元的世界儲備貨幣地位，美國有權將所需要的美元交到美國人的手中”（達利歐）。利用美元特權，它可以在全世界剪羊毛，像吸血一樣榨取他國財富，讓美國大飽私囊。
自從擁有了美元這一利器，特別是美元與黃金脫鉤之后，世界再也無法阻擋美國印鈔的腳步。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以后，量化寬松成為美國解決危機的不二法門。在2020年應對疫情危機中，美國更是把印鈔的絕技運用到無底線的地步，短短幾周內美聯儲發行的基礎貨幣就超過3萬多億美元，相當于中國十幾年積累的外匯儲備，或英國全年的總產值。
美國一手發債、一手印鈔的操作，保證了美國從不用擔心“缺錢”的問題。借助美元的特殊地位，美國實際上是在躺著掙錢。
美國金融業的影響力迅速膨脹，成為對美國經濟貢獻最大的第一產業，以華爾街為代表的美國金融資本逐步成為美國經濟、政治的主導力量。他們可以用金融的力量和資本的運作，輕松地在全世界賺“快錢、巧錢”。
隨著美國經濟的金融化，股市在美國經濟中越來越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股市投資成為美國人創富的又一捷徑。以2020年末美國股市估值來算，美國股市總市值已接近美國GDP的200%（全球股市市值與全球GDP之比約100%）。而股市與美國實體經濟表現也越來越背離，美國經濟日益脫實向虛。
美國經濟以高科技和金融作為支撐的特點，決定了美國無需以龐大制造業作為基礎，美國制造業外流也就是必然了。
美國通過高科技創新，獲取產業鏈最高端的收益，而將低附加值的生產、制造等布局在勞動力成本更低、產業鏈配套更齊全的其它地區，對于資本來說是絕佳選擇。
而美元作為世界貨幣的屬性，全球依賴美元作為對外貿易的計價與結算貨幣、投資貨幣和儲備貨幣，決定了美元必須持續對外輸出，才能保證世界其它國家能夠持有美元。美元的持續輸出，要求美國必須大量進口并長期保持貿易逆差。美國必須源源不斷輸出美元，而世界必須源源不斷向美國輸入商品，這是美元作為世界貨幣的前提。也就是說，美元作為世界貨幣的屬性，與生俱來就帶著排斥制造業的基因。
制造業成就了美國經濟霸主地位，把美元推向了世界貨幣的“寶座”；而美元作為世界貨幣，卻天然要求美國不能成為制造業大國。二者不可得兼，制造業終被美元反噬。筆者把這稱為“美元的詛咒”，也是制造業回流美國無法逾越的內在矛盾。
產業鏈再造是個功夫活
2020年新冠疫情在中國爆發時，美國商務部長羅斯曾幸災樂禍地說，“這有助于加速制造業向美國回流”。美國白宮貿易顧問納瓦羅更是提出，美國政府可以為美國企業撤離中國的成本“買單”。
政客的話管不了企業的腳。2020年12月，中國外交部公布的一項調查數據顯示，約82%的美企表示未來3年不會將生產遷出中國。對此，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說的很實在：搬遷并不是將各種設備打包裝箱，運到太平洋另一頭那么簡單。相反，企業要為此付出高昂的轉移生產的成本。
跨國公司的產業鏈是經過長期生產經營的磨合與打造形成的，也是由市場潛力、產業配套能力、勞動力素質、基礎設施成熟度等綜合因素決定的。這不是一家兩家工廠那么簡單，而是一套完整的產業生態。
不是沒有企業嘗試赴美投資設廠，比如富士康。在特朗普幾番盛邀之下，2017年7月富士康宣布未來4年在美國投資100億美元，生產10.5代液晶顯示屏，項目將最高滿足13000人就業。作為“制造業回歸”的象征，這個項目被特朗普寄予厚望，甚至將該項投資贊譽為“世界第八奇跡”，2018年工廠開始建設時還親自跑去為工廠奠基。然而3年過后，工廠所在地只有一座毛坯廠房。
首先遇到的是產業鏈配套問題，由于美國特殊玻璃制造商康寧公司不樂意跟著在威斯康星建廠，也沒有其他相關零配件的上游供應鏈產業集群，原先計劃的10.5代只能縮水為6代。此外工廠還需面對征地談判、環保組織反對、當地政府換屆導致建廠協議與政府優惠政策取消等棘手糾紛。原本計劃2020年開工的富士康威斯克星工廠至今仍然是一座孤零零的廠房。
更典型的例子是蘋果。2012年蘋果CEO庫克宣布將在美國生產高配的Mac電腦，這將是首個由美國工人生產的蘋果產品。當蘋果公司開始在得克薩斯州奧斯汀生產這款售價3000美元的電腦時，沒想到一顆小小的螺絲讓蘋果公司費盡周折。蘋果公司在中國的供應鏈工廠能在短時間內生產大量定制螺絲，但在得州與蘋果合作的工廠一天最多生產1000顆螺絲。最終，蘋果公司不得不從中國訂購大批螺絲。
這也正是從奧巴馬到特朗普一再施壓要求蘋果公司將手機生產線遷回美國，但始終被蘋果公司一口回絕的原因。
蘋果表示，中國制造不可替代，如今蘋果產品的大部分零件都是在中國制造，中國擁有最完整的工業體系、足夠多的勞動力以及足夠達到蘋果要求的制造水平，能讓蘋果在最短的時間內量產數量足夠的iPhone產品。庫克指出：“我們的產品需要最好的工具，再加上材料，它會成為藝術，中國的技能非常高，我不知道在美國能不能滿足這個要求。”
別說美國，就連蘋果手機嘗試在中國之外如印度和越南設立生產車間，在投產后也發現困難重重。富士康前高管表示，印度和越南與中國的差距是全方位的。
這也解釋了特斯拉為什么一定要到中國設廠的原因。特斯拉原本在美國生產，但受困于供應鏈成本高昂，產能問題始終不能解決，還面臨壞品率低、產品退訂等諸多麻煩，經營長期虧損，瀕臨破產邊緣。去年以來美國疫情蔓延，特斯拉在美國的多間工廠被迫停產。
2018年6月特斯拉宣布在上海建廠，2020年1月7日，特斯拉上海超級工廠項目建成投產，第一批國產版Model3正式交付，ModelY項目也開始啟動。中國供應鏈的完整和成熟是特斯拉特別看重的，比如其所在的臨港新區聚集了一大批本地供應商，能夠滿足大部分配件需要，僅此一項就能節省大量成本。落地中國使虧損了十幾年的特斯拉終于翻身，并一舉把馬斯克推上世界首富寶座。
幾十年的制造業外流，導致美國重振制造業的產業鏈基礎已經不復存在。要再造完整配套的產業鏈生態，豈是朝夕之功？
與此相關的還有基礎設施老舊問題。一場暴風雪使美國德克薩斯州電力供應癱瘓，數百萬人數日內在嚴寒、饑餓、缺水中遭受煎熬而叫苦無門，暴露了美國電力設施的脆弱。實際上，不止電力系統，美國的公路、鐵路、機場、通訊等基礎設施都已年久失修，狀況堪憂。特朗普曾批評美國的基礎設施好比“第三世界”，奧巴馬政府一份《交通基礎設施投資經濟分析報告》指出，美國約有65%的主要道路亟待維護或重修，25%的橋梁無法滿足交通需求。
勞工是個大問題
美國是服務業占主導的社會，美國服務業就業人員占比基本在83%左右。美國發展制造業所需的適宜的勞動力數量和素質均難以滿足。
如今的工業制造體系，早已不是上世紀那種勞動力密集的手工作坊式工廠，而是高度自動化、專業化、信息化的生產線。要維持這樣的高科技生產線的運轉，需要大量掌握一定專業和操作技能的熟練工人以及工程技術人員。
對于蘋果公司為什么拒絕將生產線從中國遷回美國，蘋果CEO庫克表示：“生產蘋果產品需要最先進的機器和許多懂技術會操作的工人。在美國，你和模具工程師開會時，不知道能不能坐滿一個房間；但在中國，可以填滿好多個足球場。”
蘋果的中國供應鏈可以一次性提供至少25萬名技術熟練的裝配工人，這在美國絕無可能。富士康在美設廠就遭遇招工難，不僅報名者寥寥，而能夠通過必要技能考試的應聘者更是少得可憐。
美國的一般勞動階級，更愿意選擇技術要求和勞動強度不高的簡單服務行業，如果要他們學習操作技術，還需要一絲不茍地趴在復雜生產線上勞動，他們寧肯待在家里享受失業救濟。
美國高等教育階層熱衷于商科和金融，最受大學生青睞的前10大本科專業，沒有一個是STEM（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相關學科。學STEM，那是留學生的事。加之美國本土的制造業規模較小，缺乏足夠的就業機會來養成大量的工程師。
勞動力素質和數量還僅是問題的一小部分，更令美國制造企業傷腦筋的是強大的工會力量和難纏的勞資關系。
美國的工會體系，經過長期發展，已經不再是當年單純為工人爭取合法權益的組織了，而已經成為了一種特殊的利益組織，給企業帶來了巨大的壓力。工會制度加劇了勞資雙方的矛盾，阻礙了美國制造業的發展。
而作為美國制造業重要代表的汽車工業，則不僅被阻礙了發展，而是險些被斷送。美國汽車工人聯合會（UAW）是美國最大的工會組織，通過組織大規模罷工和暴力沖突，與美國三大汽車巨頭進行長期博弈，且每每占據上風。
最近的一次大罷工，是2019年9月16日由UAW組織的美國通用汽車工人大罷工，在美國的通用汽車33個工廠和22個倉庫的約4.9萬名工人參加。這次罷工導致通用汽車在美國的工廠全部癱瘓，造成36億美元的巨額損失。最終通用汽車不得不妥協，為達成協議，通用汽車每年將增加1億美元勞動力成本。
由于工會的保護，美國汽車工業體系里的工人，不僅享受著高時薪、高福利，還能獲得可觀的年度利潤分成。數據顯示，2006 年美國三大汽車公司工人的平均年薪超過了14 萬美元，比同期美國大學教授的平均年薪（9.6 萬美元）還高出46%。
為保住會員的高工資、高福利和工作崗位，UAW不允許美國汽車公司為提高效率、降低成本而進行業務重組、引入新技術，裁員就更難。而且即使裁員，被裁員工享受的待遇也幾乎沒有什么變化，被裁工人可拿到95％的工資，福利不變且沒有時間限制。
強大的工會力量導致美國汽車工業的高成本，最終使美國車企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敗下陣來。2009年4月30日，克萊斯勒汽車宣告申請破產保護，最終被意大利的菲亞特汽車集團合并整合為菲亞特-克萊斯勒。2009年6月1日，通用汽車公司申請破產保護并組織重整，由美國和加拿大兩國政府接管。福特雖然沒有申請破產保護，但也元氣大傷，其在2008年2月通過提前退休裁員9000人，再加上2006年和2007年的裁員，福特總裁員人數達到了3.36萬人，并因此付出了153億美元的代價。
因此，馬斯克直接把美國汽車工人聯合會指為“摧毀了曾經輝煌的美國汽車制造業的劊子手”。
美國汽車工會是美國工會組織的一個代表，美國汽車業遭遇的困境也是美國制造業現實窘境的一個縮影。美國有兩萬多個地方工會，如今，工會組織已經演變成一股極為強大的力量，成了為工人提供鐵飯碗的強勢組織。勞工關系成為美國投資制造業必須面對的棘手難題。
社會中下層的絕望
美國經濟以高科技和金融業作為支撐，習慣于賺“聰明錢”和“巧錢”，只能是極少數精英人士的游戲，與一般大眾無緣。科技創新屬于以硅谷為代表的科技精英，而金融是以華爾街為代表的金融資本精英的專利。美國的財富日益集中在極少數精英分子手中。
美國中產階級和底層民眾沒有能力躋身科技和金融的殿堂，也就無法參與美國如火如荼的創富活動，無緣享受美國財富快速增長的成果。他們的收入增長有限，生活水平沒有大的改觀。他們成為了被財富“拋下”的群體。
普林斯頓大學的經濟學家安妮·凱斯（Anne Case）和安格斯·迪頓（Angus Deaton）研究指出，在過去30年里，在主要發達國家中，美國是唯一一個收入排名在后50%的就業群體實際收入出現下降的國家。美國的這一現象導致“絕望”情緒在白人勞工群體中蔓延，他們成為反全球化的擁躉。
即便是美國中上階層（資產凈值超過全美50%人群，但低于10%人群），也感受到了收入停滯帶來的壓力。他們的收入增長率開始落后于社會經濟階梯上其他較低階層和較高階層的收入增長率。
美國曾經標榜和津津樂道的社會“橄欖形”結構已經改變。這正是幾年前“占領華爾街”運動興起的原因，也是美國民粹主義、反全球化思潮的社會基礎。
“制造業回流美國”是個不可能的任務。它不過是政客們爭取選民的口號而已。今天的美國，像極了一個吃青春飯的失足女子，眼看青春不再，原來的生計維持不下去了，才想起自力更生，卻發現早已四體不勤，又身無別藝。一入風塵深似海，回頭已是百年身。從良哪有那么容易？
作者簡介：高德勝，資深金融業者，經濟學者。西安交通大學工學學士，北京大學經濟學碩士，倫敦CityUniversity 金融EMBA。專注于中國宏觀經濟、世界經濟、國際金融研究，在《世界經濟》、《中國金融》、《中國發展觀察》、《財經》等核心期刊及《經濟日報》、《環球時報》、《金融時報》等國家級媒體發表研究文章數十篇。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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